文摘]蔡亮:日本是大国还是中等国家的纠结

  自近代以来,大国主义长期占据日本社会主流,但小国主义也始终在日本的思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为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社会氛围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小国(small state)与大国(great power)之别一方面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大小,有一系列如经济规模、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数据指标可供参考;另一方面大小之别又属相对概念,大国通常指能充分影响乃至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国家,而小国的重心则局限于自身和与己有切身利益的周边一隅。所谓“大者保天下,小者保其国”也。可见小国并不一定指国力弱小之国(“micro state” or “mini state”),还应包含“非大国”(lesser power),如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等。

  以现阶段的日本为例,相比安倍内阁竭力推动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强国防建设,修改和平宪法等“重振强大日本”的大国路线,以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Yoshihide Soeya)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日本应奉行“中等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路线,而前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更是针锋相对地倡导“脱大日本主义”。

  添谷和鸠山等人的主张一方面呈现出近代以来日本小国主义思潮的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在正视日本综合国力处于持续下滑这一趋势的基础上,寻找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自近代以来,小国主义并未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但它却为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社会氛围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日本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一条理性的道路,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从明治维新到冷战结束,日本的小国主义思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明治时期、从大正到二战结束时期和冷战时期。

  明治维新很大程度上是效仿德国大国主义的富国强兵之道。但实际上自明治维新伊始,小国主义思潮已经开始发端。其代表人物有中江兆民(Chomin Nakae)、植木枝盛(Emori Ueki)、内村鉴三(Kanzo Uchimura)、幸德秋水(Shusui Kotoku)等。中江的《三醉人经纶问答》被视为集中反映明治时期小国主义政治思想和政策主张的代表论著。

  从大正到二战结束时期,小国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吉野作造(Sakuzo Yoshino)、三浦銕太郎(Tetsutaro Miura)和石桥湛三(Tanzan sIhibashi)等。其中,石桥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最深远。

  战后的小国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可与和平主义思潮等量齐观。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时期日本的主流政治思潮和社会实践是被称为“保守本流”的“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其特征被概括为“轻军事,重经济”,即在维持和平宪法的同时又与美国缔结安保条约,尽管在外交上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但摒弃了战前偏重军事的国家政策,确立经济中心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虽然“吉田主义”奉行注重和平主义的小国路线并非是自觉地接纳小国主义思潮的结果,而是在洞悉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后做出的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现实性战略选择,两者之间甚至还形成了既共存又对立的复杂局面,但这毕竟使得小国主义思潮在战后日本获得了在政策实践中部分表现自我的机会。从这一意义而言,尽管小国主义未成为冷战时期日本的主流思潮,但其为日本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吉田主义”擘画了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且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日本尚未完全摆脱其所设定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吉田主义”从提出伊始便在国内遭受各种质疑。尤其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后,由国家主义牵头的大国意识也开始膨胀,意欲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综合性大国地位,而这一政治诉求也为现阶段安倍内阁积极推行的大国化路线埋下了伏笔。安倍内阁大国化路线的特征是把吉田茂追求的“繁荣”与岸信介梦想的“自立”这两条路线进行重新分解与集成,除经济手段外,还注重运用政治、军事手段来积极因应来自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所谓“冲击”,不但要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还要使之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大国。

  冷战结束后,尽管各种大国路线的论述在日本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但与之相对的是,日本社会上一直有一股声音在探讨小国路线主导下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模式。如《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船桥洋一(Yoichi Funabashi)就提出“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论”,认为日本应深刻反省历史,严守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日本凭借经济实力走军事大国路线,而主张日本应积极将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用于民生领域,把日本建设成为堪称世界楷模的全球性民生大国。此外,曾任新党先驱代表的武村正义(Masayoshi Takemura)则提出了放弃走军事大国路线,以建设可持续环保型产业社会为目标的“熠熠生光的小国”主张。

  实际上,日本综合国力达到巅峰的时刻恰是冷战结束伊始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此如果说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大国主义与小国主义思潮的分歧主要体现为如何对“吉田主义”改弦更张,还是继续奉行既有路线,那么现阶段安倍的种种做法与添谷、鸠山等人的主张之间的分歧则源于对日本国家定位的纠结,即未来的日本究竟是大国还是中等国家。

  中等国家定位原本应是最符合日本未来的国家定位。然而,明治维新带来的近代辉煌和战后经济崛起带来的大国荣光在日本社会的心理投射恰恰是不甘国家就此“沉沦”,加之日本国内经济虽然陷入“失去的20年”,但得益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经济总量仍牢牢占据世界第三的位置,因此依托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军事在国家实力结构中权重的机遇尚未尽失。从这一意义上讲,安倍推行的大国化路线凸显了为政者要在国家定位问题上进行最后一搏的心态。但真正制约其“大国梦”的根本问题是日本较差的自然禀赋和自主权受限的国情。换言之,安倍的选择脱离了日本的基本国情。而反过来说,现阶段添谷、鸠山等人的主张则凸显出他们抛弃了大国定位的幻想,从内心接受日本属于“非大国”的国家定位,并以此为基础竭力寻找一条适合这一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

  添谷一直被誉为“中等国家”论的代表者。其强调日本只能成为“中等国家”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日本的自然禀赋与美俄中那样自然资源丰富、具有战略纵深的洲际型大国无法等量齐观;二是受“美主日从”的美日安保体系框架所限,日本在安全领域完全缺乏自主权,因此很难将经济实力在国际影响方面进行全方位转化;三是因日本国内对过去的侵略历史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导致其在构筑战后日本外交,尤其是与邻国关系和全面发挥日本的国际影响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鸠山虽然公开倡导“脱大日本主义”,但秉持的也是“中等国家”论。他强调,虽然从经济实力角度而言,日本是世界第三,但从综合国力来看,一是日本并不拥有左右国际秩序的实力,影响力也根本不能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同日而语,二是日本综合国力也已过了鼎盛期,成为“中等国家”是大势所趋。因此,日本首先应正视这一事实,然后思考应如何构建一个成熟的中等国家。

  现阶段,日本小国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论说是添谷芳秀的“中等国家论”和鸠山由纪夫的“去大日本主义论”,他们的思想谱系尽管有所不同,但在日本的国家定位、内政外交等方面的立场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他们主张日本应从内心接受自身属于中等国家的现实,并以此为基础竭力寻找一条适合这一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日本国家发展的未来趋势而言,小国主义或许为其指明了一条理性的前进道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扬帆出海 博思得参加新德里智能卡及应用展www.624411.com


白小姐资料| 香港开奖结果白小姐| 2o17年香港历史开奖记录| 香港王中王一码中特| 香港挂牌之全篇资料ab| 平特一尾全年固定公式| 旺旺平特一肖高手论坛| 香港王中王正版玄机| 香港马会金财神网| 香港历史房价走势图|